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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中國人口學會公布的消息,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政策法規研究室副主任楊慧,聚焦參加職工社會保險費用和假期工資兩項直接成本,進行育兒假成本的測算,測算結果顯示,企業承擔每個有3歲/6歲以下孩子的男女職工的育兒假成本,全國平均為1.72萬元,二孩、三孩對應的成本更高。楊慧表示,育兒假是有代價的,社保性成本占兩成,工資性成本占八成。

“育兒假是有代價的”,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情。對于這一課題的嚴肅探討,必然要基于實證數據的專業測算。最新研究結論表明,“企業平均需承擔1.72萬元的育兒假直接成本”,解讀這一數字,絕對金額的高低是一方面,而更重要的是,企業一方所占的相對比例。一個頗為尷尬的事實是,在很多地方,作為雇傭方的公司主體,幾乎是“育兒假”的唯一買單方。

近年來,在鼓勵生育、建設生育友好型社會的背景下,不少地方制定了生育福利政策。統計顯示,截至2022年4月底,全國已有27個省對有3歲(6歲)以下子女的男女職工每年可休5-20天育兒假的鼓勵性或強制性規定;其中,有21個省以“育兒假視為出勤”“休假期間工資照發”等形式規定由用人單位支付——換言之,這相當于“政府請客,企業買單”。

企業承擔“育兒假”支出的大頭,這很難說是科學合理的。這其中的道理很好理解,“生育”更多是一項私人事務、私人決定,但從整體而言,則有利于社會長遠的公共利益。從現實情況看,不少企業對此消極抵觸,于是地方規定的“帶薪育兒假”,往往變成了“無薪假”甚至是“紙面假”。

要推動“育兒假”落地,就應設計一套公允的、可行的成本分擔機制。這應該包括兩個層面,首先是明確分配比例,再者則是理順資金來源。這其中的重中之重,就是要厘清公共財政的支付責任,以及作為責任支撐的收支安排。在“生育保險基金”客觀上處于緊平衡的語境內,如何輾轉騰挪,設計起一套足以覆蓋“育兒假”主要成本的專項支持體系,需要有全方位的思考。

在減稅降費,降低市場主體用工成本、經營成本的大背景下,一股腦把“育兒假”成本壓給企業,不現實也不合理。作為福利的“育兒假”,理應有更多實實在在的公共兜底,包括經費的保障、制度的保障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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